古典音乐对人天赋要求极高，万里挑一。即便如此，成大器者仍需‘天时地利人和’。时代出英雄，生要逢时。顾圣婴，1958年与意大利人Maurizio Pollini同得日内瓦钢琴比赛大奖。1967年文革时顾圣婴全家一起自杀，而Pollini现在早已成为国际级的钢琴大师。今天的中国出了两位有国际声望的年轻钢琴家，朗朗和李云迪；不过，如果顾圣婴天上有灵，不见得会有欣慰，或许更多是叹息不已。

经济社会是兹育古典音乐和其它艺术的沃土，但钱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个度，掐捏好了叫绅士，掐捏不好称土豪。

前面讲，时代出英雄。傅聪早李云迪几十年得国际肖邦钢琴比赛大奖，可惜那时的中国还只是土，没有豪。在同一个年代，与顾圣婴一样，傅聪的父亲傅雷以自杀维护残喘的尊严。傅聪则亡命英国，没有大红大紫，但有着一个独立的艺术人生。

       古典音乐历来就有其严肃、独立和思考的一面，以抽象语言表达难以言传之物。也因此，几百年来高来高走，无法完全融入到普通大众生活之中，但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深度。以近一个世纪最杰出的钢琴大师为例，难以捉摸的俄国人Sviatoslav Richter，怪异的加拿大人Glenn Gould，优雅倜傥的波兰人Arthur Rubinstein。因为那与生俱来的天赋，他们都有自己独特和高傲的脾气，都坚持一个虽然无形但又清晰的为人标准和对音乐的严肃性，而他们所处的社会也以认可一个天才钢琴家和应有的文化素质来对待他们。

       前些日子，在北京地铁站，突然发现几幅蒙牛牛奶广告，在绿色草原中，朗朗抒情地如弹钢琴般双手在空中滑动的姿势。在不远，又是一幅朗朗为招商银行的广告。愕然间既感到商家实在没有创意的创意，同时寻思朗朗是如何给奶牛弹肖邦的。李云迪那就更不用讲了，从去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小插曲到今天的微博恋情，甚至把自己和流行歌手混为一谈而为荣，着实不知道天赋在中国值几个钱。

       现代的中国社会对音乐有种异乎寻常的摧毁力，他的表现不再是文革期间的打压与摧残。相反，是种异乎寻常的兴奋和强烈扭曲的繁荣，土豪污吏遍野，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名包名车的追求没有区别。同时存在的是对严肃探讨人性的艺术本体的无视与淡漠，对物质生活没有原则的追求，金钱至上的狂风中横扫一切伦理信仰，追求表面的浮华与光鲜，自我陶醉在自以为胜利者的狂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