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春节之夜，和一个年轻朋友讨论社会学学科，谈及我一老友，美国拿了哲学博士，教书，获终身教授，功成名就，回国任职一所著名大学，开始宣讲新儒学。我无限费解。走了一大圈回来又是停留在儒学上，即使是“新”儒学。也读了不少哲学的书，费解中午夜梦回，好像悟到了一些东西。

 

社会科学容易被忽略，在自上而下、精英体制被动推动发展的国家尤其如此，理论也都是舶来品。然而，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哲学理论一直在演变进化中。一个国家，在一个特殊发展阶段，国家内部体系自内而外自发寻求突破，尤其是出现体制性变革时，必然会有相应的哲学体系做支撑。

 

哲学抽象，高度辩证，为讲一个学说/教义，如同数学和自然科学，用晦涩的语言表达这个教义的存在和存在的正义性，往往有意忽略其存在的应用，更不解释现象或者现象发生原因，而是现象存在本旨，也因此可以成为纲领，像是放至世界皆基准的一条条准则，哲学派系相互不无矛盾，但有历史演变的推导过程，也因此彼此支撑。哲学家在思考中长时间寻找逻辑关系，戳了一个洞，像是光亮投射进来。这种光亮投射往往发生在哲学家所处社会谋动初期。与生俱来的敏感和深邃的洞察力，或是像卢梭这样强烈的社会体验感和反射，哲学家也往往不自觉的成为一个社会新时期的预言者和奠基人。

 

如上所说，也怪不得哲学学者继续啃着老骨头，哲学的新意来自社会内在自发动力的结果。这就像，有些社会出钢琴家，有些出钢琴匠；有些出哲学家，有些出哲学学者。社会属性方方面面反应，无法掩藏。

 

（待续）